曾国藩
作者:曾国藩
曾国藩的修身十三条
一、主敬(整齐严肃,无时不惧。无事时,心在腔子里;应事时,专一不杂。)
二、静坐(每日不拘何时,静坐片刻,来复仁心,正位凝命,如鼎之镇。)
三、早起(黎明即起,醒后勿沾恋。)
四、读书不二(一书未点完,断不看他书。东翻西阅,都是徇外为人。)
五、读史(每日圈点十页,虽有事不间断。)
六、谨言(刻刻留心)
七、养气(气藏丹田,无不可对人言之事。)
八、保身(节欲、节劳、节饮食。)
九、写日记(须端楷,凡日间身过、心过、口过,皆一一记出,终身不间断。))
十、日知所亡(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,分德行门、学问门、经济门、艺术门。)
十一、月无忘所能(每月作诗文数首,以验积理的多寡,养气之盛否。)
十二、作字(早饭后作字。凡笔墨应酬,当作自己功课。)
十三、夜不出门(旷功疲神,切戒切戒。)
曾国藩的轶事典故
身体小谈
曾国藩出生时,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,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,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,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。而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“牛皮癣”一类的皮肤病,(有一说“火蟒藓”),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,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。曾国藩还有一个奇怪的爱好——爱吃鸡,却最又怕鸡毛。当时紧急公文,在信封口处往往要粘上鸡毛,俗称鸡毛信、鸡毛令箭。每当曾国藩看到这种信,总是毛骨悚然,如见蛇蝎,必须要别人帮他取掉鸡毛,他才敢拆读。古时候曾有这样的说法:“焚烧鸡毛,毒蛇闻气就死了,龙蛇之类,也畏惧这种气味。”曾国藩对鸡毛害怕到这种程度,难免也被人理解为蟒蛇转世。[11]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,所以夏天燥热时还穿戴整齐地读书,让先生大加赞赏。
爱好:抽纸烟、下围棋
审案局里的“曾剃头”
曾国藩,人们都叫他“曾剃头”,但这不是因为他杀太平军而获得的外号,而是因为他在长沙开审案局,杀了太多的所谓湖南“土匪”而得到的外号。杀错的人有没有呢?有。当时长沙的知府叫苍景恬,他写了一份回忆录,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,就因一个案子,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。那是一个冤案,但是曾国藩把好人杀了,把坏人放了。
审鸡蛋案
一天,天气晴朗,年幼的曾国藩从学校回到了家里。刚放下书包,其父就焦急地说:“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,怎么只有四个?”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,对他说:“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,现在少了一个,不知是哪个偷吃了,快帮你母亲查一查。” 曾国藩思索了一下,答到:“这个很容易,我有办法查出来。” 说罢,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,倒了几杯茶,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,叫每人喝一口茶水,吐到盆里,他站在旁边观察,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。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,觉得儿子聪明,将来能当官审案子。
“千年死一个”
富厚堂,是曾国藩的故居。大门口悬挂着“毅勇侯第”四个金色大字。“侯府”建于清同治年间,是曾国藩委托其弟在家营造的。据说建房的时候,曾国藩兄弟对匠工师傅款待很好,而对一般徒弟则有所刻薄。新屋建成的时候要诵“上梁文”,砌工老师傅尽赞美语,操着荷叶土音为之颂曰:“两江总督太细喱,要到京里做皇帝。”
读书当如曾国藩
“买书不可不多”,是曾国藩的观点。道光十六年,自京师“贷百金,南归过金陵,尽以购书”。归家后,“侵晨起读,中夜而休,泛览百家,足不出庭户几一年”。
“看书不可不知所择”,是他的另一观点。他最终所择者,于四书五经之外,就是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庄子》及韩愈等人的文章。
毛泽东“予于近人,独服曾文正”
毛泽东年轻时,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,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《曾国藩家书》中,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“咏之珍藏”。他曾说: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。认为曾编纂的《经史百家杂钞》“孕群籍而抱方有”,是国学的入门书。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,毛泽东一生很注意这点。曾“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”。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《三大纪律,八项注意》。
蒋介石推崇曾国藩
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:“应多看曾文正,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”,“曾文正家书及书札......,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。”他审订《曾胡治兵语录注释》时说: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。在黄埔军校,他以曾国藩的《爱民歌》训导学生。他说我认为曾、左能打败洪、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、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。曾国藩被后人推许为孔子、朱子以后,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;建树功业、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,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。
曾国藩的重要论述
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,对“乾嘉盛世”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,洞若观火,他说:“国贫不足患,惟民心涣散,则为患甚大。”对于“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”,“昌为一种不白不黑、不痛不痒之风”,“痛恨次骨”。他认为,“吏治之坏,由于群幕,求吏才以剔幕弊,诚为探源之论”。基于此,曾国藩提出,“行政之要,首在得人”,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,要倡廉正之风,行礼治之仁政,反对暴政、扰民,对于那些贪赃枉法、渔民肥已的官吏,一定要予以严惩。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,曾国藩认为,理财之道,全在酌盈剂虚,脚踏实地,洁已奉公,“渐求整顿,不在于求取速效”。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,他认为,“民生以穑事为先,国计以丰年为瑞”。他要求“今日之州县,以重农为第一要务”。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,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,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,认为卧榻之旁,岂容他人鼾睡,并反对借师助剿,以借助外国为深愧”;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,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,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……访募覃思之士,智巧之匠,始而演习,继而试造,可以剿发捻,可以勤远略。曾国藩的历史地位
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,称“吾谓曾文正集,不可不日三复也。”
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,近百年来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,斥骂者也不乏其人。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,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,送其绰号“曾剃头”。辛亥革命后,一些革命党人说他“开就地正法之先河”,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,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、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。
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《清代通史》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:“国藩以谨慎胜,宗棠以豪迈胜。”
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。毛泽东青年时期,潜心研究曾氏文集,得出了“愚于近人,独服曾文正”的结论。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,他还曾说: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。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,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,“足为吾人之师资”。他把《曾胡治兵语录》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,自己又将《曾文正公全集》常置案旁,终生拜读不辍。据说,他点名的方式,静坐养生的方法,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。曾国藩的个人魅力,由此可见一斑。
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:“带兵如带子弟一语,最为慈仁贴切。能以此存心,则古今带兵格言,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。”(《蔡松坡先生遗集》(二),第5页)。
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:知人之明,谋国之忠,自愧不如元辅;同心若金,攻错若石,相期无负平生。
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
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。在他的指导下,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,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;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,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;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,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,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;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,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,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,中国“铁路之父”詹天佑、清末外交部尚书(部长)梁敦彦、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。
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
中国自古就有立功(完成大事业)、立德(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)、立言(为后人留下学说)“三不朽”之说,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,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打败太平天国,保住了大清江山,是清朝的“救命恩人”;他“匡救时弊”、整肃政风、学习西方文化,使晚清出现了“同治中兴”;他克已唯严,崇尚气节,标榜道德,身体力行,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;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,博大精深,是近代儒家宗师,“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”(蒋介石),实现了儒家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、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“三不朽”事业,不愧为“中华千古第一完人。”
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
“从政要学曾国藩,经商要学胡雪岩”。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“官场楷模”。这是因为,第一,他升官最快,三十七岁官至二品,在清朝独一人;第二,做官最好,政声卓著,治民有言;第三,保官最稳,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,荣宠不衰。他熟读中国历史,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,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,用之于中国官场,攻无不克,战无不胜。
网罗培育和善用人才的第一高手
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、网罗、培育、推荐和使用人才,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,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,留住人才,他舍出谦逊的老脸,屡屡上书举荐部下,为部下谋官要权,争谋职位。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,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。他们既有李鸿章、左宗棠、郭嵩焘、彭玉麟、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,也有像俞樾、李善兰、华蘅芳、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。
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
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,能使父母宽心;是最好的哥哥,教导和照顾弟妹,体贴入微,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,是儿女的好榜样。他的《家书》讲求人生理想、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,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、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,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,值得每个人一读。大多数官宦之家,盛不过三代,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,出现了象曾纪泽、曾广均、曾约农、曾宝荪、曾宪植、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、诗人、教育家、科学家和高级干部。
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
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“属中等”,颇为钝拙,但他志向远大、性格倔强、意志超强,勤学好问,非常人所能及。他从少年起,就“困知勉行,立志自拨于流俗”,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,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,教训自己。他待上、待下、待同事谦恕自抑,豁达大度,一生朋友很多,很受人尊重;他守着“拙诚”、埋头苦干,不论遭受多大打击,都不灰心丧气,而能再接再厉,坚持到底。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。
深刻影响数代人的精神偶像
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,是一个“办事(干出事业)兼传教(留下思想学说)之人”(毛泽东)。《清史稿——曾国藩传》也说:“国藩事功大于学问,善以礼运。”他一生勤奋读书,推崇儒家学说,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,成为继孔子、孟子、朱熹之后又一个“儒学大师”;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,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(光)、咸(丰)、同(治)三朝的文坛,可谓“道德文章冠冕一代”。
曾国藩的年表
1811年(嘉庆十六年)11月26日(农历10月11日)生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乡大平村,乳名宽一。1815年(嘉庆二十年)5岁 在家识字读书。一年后入家塾“利见斋”。
1826年(道光六年)16岁 春,应长沙府试(童子试),名列第七。
1830年(道光十年)20岁 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,师从汪觉庵。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。(现湘乡市第一中学南校区 建有曾国藩生平研究馆 )
1833年(道光十三年)23岁 秋,参加湘乡县试,考取秀才。次年春,入岳麓书院。秋,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。冬,入京准备会试,途经长沙,始与刘蓉交往。
1835年(道光十五年)25岁 4月,会试落第,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。来年春,恩科会试再次不第,出京返家。至长沙,与刘蓉、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。
1838年(道光十八年)28岁 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。试后改名国藩。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,赐同进士出身。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,道光帝拔置第二名。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年底乞假返家。
1839年(道光十九年)29岁 夏,出衡阳,谒杜工部祠、石鼓书院。秋,出邵阳,察访武岗、新化、兰田、永丰。12月,子纪泽生,离家起程赴京。并开始作日记,持之以恒,至终不辍。
1840年(道光二十年)30岁 5月,庶吉士散馆,列二等十九名,授翰林院检讨。7月,得病,经欧阳兆熊、吴廷栋治疗、护理,两月始愈,三人遂成好友。
1841年(道光二十一年)31岁 8月,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,请教治学之方,检身之要。“考德问业”,“为义理所熏蒸”。11月,任国史馆协修,遍鉴前史,辨具得失。是年,喜读胡林翼赠送的《陶文毅公文集》。写作《里胥》,直道民间疾苦,鞭笞腐败吏治。
1842年(道光二十二年)32岁 致力程朱之学,每日必做日课:早起、主敬、静坐、读书不二、读史、谨言、养气、保身,日知所亡、月无忘所能、作字、夜不出门。
1843年(道光二十三年)33岁 4月,升任翰林院侍讲。7月,钦命为乡试(四川)正考官。8月,补授翰林院侍讲。12月,充文渊阁校理。
1844年(道光二十四年)34岁 8月,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,结为师生。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。
1845年(道光二十五年)35岁 10月,升翰林院侍讲学士。李鸿章入京会试,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。
1846年(道光二十六年)36岁 1月,充文渊阁直阁事。自书其书舍曰:“求阙斋”。夏秋间,养病城南报国寺,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、宋学深入研讨,知学须返本务要,“执两用中”。
1847年(道光二十七年)37岁 7月,升授内阁学士、兼礼部侍郎衔。11月,钦派武会试正总裁,殿试读卷大臣。
1848年(道光二十八年)38岁 3月,子纪鸿生。10月,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,按修身、齐家、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《曾氏家训》。
1849年(道光二十九年)39岁 2月,升授礼部右侍郎。9月,署兵部右侍郎。
1850年(道光三十年)40岁 4月,上《应诏陈言疏》,直揭官场“委靡因循”、官吏“畏葸”“柔靡”。“今日所当讲者,惟在用人一端耳”。7月,兼吏部左侍郎。
1851年(咸丰元年)41岁 1月,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。5月,上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》,咸丰帝“怒掷其折于地”欲罪之。
1852年(咸丰二年)42岁 1月,上《备陈民间疾苦疏》。7月,任江西乡试正考官。行抵安徽太湖县小池驿,得母讣闻,回籍奔丧。10月初抵家。太平军出广西、入湖南,9月攻长沙,10月取决岳州。
1853年(咸丰三年)43岁 1月21日,接帮办湖南团练旨。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。30日,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。3月19日,太平军攻占江宁,定都为天京。9月,奏准移驻衡州练兵。11月,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。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,筹建水师。
1854年(咸丰四年)44岁 2月25日,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。发布《讨粤匪檄》。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、塔齐布为陆军先锋,统率17000人,挥师北上。5月,兵败靖港,投水自裁获救。7月25日,重整水陆各军后,出师攻陷岳州。10月14日取武昌。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。7天后收回成命。改赏兵部侍郎衔。12月2日攻陷田家镇。
1855年(咸丰五年)45岁 2月12日夜,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,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。曾国藩座船被俘,“文卷册牍俱失”。“公愤极,欲策马赴敌以死”,罗泽南、刘蓉力劝乃止。
1856年(咸丰六年)46岁 7月,坐困南昌。9月2日,杨、洪内讧(天京事变)后,太平军元气大伤。10月,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。
1857年(咸丰七年)47岁 2月27日,其父去世,偕弟国华回籍奔丧。7月,两次上疏,请求在家终制,获咸丰帝准许。是年建“思云馆”。
1858年(咸丰八年)48岁 5月19日,李续宾、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。弟国华入李幕。7月13日,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,17日起程。8月5日,抵武昌。与胡林翼会商进兵、筹饷之策。11月15日,李续宾、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。12月,作《爱民歌》以训湘军。
1859年(咸丰九年)49岁 1月,李鸿章来建昌进谒、留营襄办军务。是月,曾国葆改名贞干,入湘军,为其兄国华报仇。2月,作《圣哲画像记》。11月,拟四路进兵之策,攻取安庆。
1860年(咸丰十年)50岁 5月,辑录《经史百家杂钞》26卷,“取精用宏”,“尽抡四部精要”。6月,左宗棠来营,留住两旬,商讨东南大局;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。7月,委授两江总督,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。10月18日与胡林翼商筹北援之策。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、以“雪敷天之愤”。12月,祁门大营两度被困,太平军距大营仅20里,“危险万状”。
1861年(咸丰十一年)51岁 8月23日,是《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》:“购买外洋船炮,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。”9月5日,湘军攻陷安庆。25日,移住安庆。11月20日,奉旨督办四省(苏、皖、浙、赣)军务,其巡抚、提镇以下悉归节制。12月,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。年底,定三路军进军之策:“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,而以浙事属左宗棠,苏事属李鸿章,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。
1862年(同治元年)52岁 1月31日,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,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。2月14日,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。4月,李鸿章率军抵上海。5月,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,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。7月18日,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:“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......而中华之难,中华当之”,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“蹂躏中国之土地”。9月,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、戴钧衡6人立石修墓,妥为安葬。12月,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。年底,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,曾国藩见后,于当天日记中写道:“窃喜洋人之智巧中国亦能为之,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!”
1865年(同治四年)55岁 1月,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,编《鸣原堂论文》。3月,主持修葺种山、尊经两书院。收养八百孤寒子弟,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。5月26日,接上谕:率军赴山东剿捻。6月,主持整理《王船山遣书》完稿,共320卷,交金陵书局出版。6月18日,北上剿捻之策:重镇设防,划河圈围,清野查圩,马队追踪。9月,经杨州、清江浦抵徐州。一路调兵布防堵围,沿途又张榜招员。10月,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,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,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。12月,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。
1866年(同治五年)湘军总领曾国藩奉令进驻周家口,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,督师剿捻。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、流动作战的特点,采用了“重点防务、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”的对策,但最终全部失败。后来,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“沙河百里防线”,企图借此天堑消灭捻军。
1867年(同治六年)57岁 3月,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。同时拟设译书馆。5月,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,征地扩迁,规制大增。6月,补授体仁阁大学士。
1868年(同治七年)58岁 4月,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。5月31日,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。8月,奉命调任直隶总督。9月,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,曾登船试航,取名“恬吉”。12月,抵京师,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。
1870年(同治九年),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。曾国藩到天津后,考量当时局势,没有与法国开战,接受了一系列屈辱要求,成为其个人生平上一大遗憾。
1871年(同治十年)61岁 8月19日,挈李鸿章联衔会奏《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》。9月,视察水陆各营防务、训练情况。11月抵上海。
1872年(同治十一年)62岁 2月27日,领衔上奏:促请对“派遗留学生一事”尽快落实。并提出在美国设立“中国留学生事务所”,推荐陈兰彬、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。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,荐举刘翰清“总理沪局选送事宜”。
1872年3月1日,时发脚麻之症,舌蹇不能语。3月12日,午后散步署西花圃,突发脚麻,曾纪泽扶掖回书房,端坐三刻逝世。是月,清廷闻讣,辍朝三日。追赠太傅,谥文正,祀京师昭忠、贤良祠。6月25日,灵柩运抵长沙。7月19日,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。次年12月13日,改葬于善化县(今望城区)湘西平塘伏龙山。与夫人欧阳氏合葬。